吳景超，這個名字及其含的故事，多年來只存于費孝通等已作古老一學者的回憶錄之中，至他的學術研究，除了中社會學史、中國經(jīng)濟史類的專著或課本，其他版物就十分罕見了。 唯有謝泳的《清華三才子、鄒千江的《吳景超社思想研究》等書對他的歷和研究有專門的論述即便是有志于從事學術究的學生、中青年學者年復一年強調社會科學究的“歷史感”，甚至覺地轉向20世紀從歷史中汲取思想資源，也極重視吳景超。唯有人們議起城鄉(xiāng)關系，他作為導工業(yè)化、城市化的早人物，其人名才可能會提出來。他的“發(fā)展都以救濟農(nóng)村”這一基本張曾經(jīng)形單影只，在中過去三四十年卻越發(fā)顯其罕見的前瞻性。到這，我們或許發(fā)現(xiàn)，吳景似乎是同時代人，但深下去，他的問題意識和懷又與陷入技術泥潭的或站在道德和智識高地那種社會科學家大為不，依然是異代人。 這兩年，吳景超的幾本作品得地再版了，在2022年有《唐人街：共生與化》《中國經(jīng)濟建設之》等，在2020年則有今人整理的文集《都市識與國家前途》。我們此在本期專題中去追溯一位被淡忘的社會學家并回顧他的更多作品和考。 散落在各種報刊的文章，是吳景超學術思及其風格極為重要的一分。他的學術思考、對市和工業(yè)發(fā)展的意見，曾通過一行一列的鉛字讀者傳達，并在那里和仁們交換觀點，為各自見辯論。這樣一種學術活，也可以說是幸福的就像吳景超向友人說起，他愿意“不放過”任一個有意義的研究對象 讀報、做卡片：一種方法 問：今天的人們在講起你時，多少都會驚嘆寫的報刊文章數(shù)量，不全的統(tǒng)計是有兩百余篇不知這個數(shù)字對不對。一種驚嘆，除了數(shù)量，主要在于你不只是學者也是向更大范圍的讀者達專業(yè)意見的知識人。田野、編學刊雜志、寫章，你應該很忙吧？ 吳景超（前排右）與梁實等清華校友合影。 問：家人（吳景超之女吳清）講你每天收集的資料片不少于三千字，數(shù)十如一日。你的學生費孝回憶，他要什么資料都來找你。作為讀者，我感覺你的文章有一些不，其一就是使用的大多是精確到小數(shù)點的數(shù)字精確到月份的時間，這細節(jié)看似不緊要，其實見功夫，而這都來自于的卡片積累?？赡苣悴?道，生活在計算機和數(shù)庫年代的人習慣了關鍵檢索，無法想象你是如能從成堆的卡片中撿出要的那張的。你平時會停去翻一翻卡片嗎？ 吳景超：卡片可以幫助解我們的記憶力，使我們以把精力多用在分析及考上面。中國的老先生有許多人的記憶力是驚的，可以把“四書五經(jīng)背誦出來。孔子說過一什么話，在哪本書哪一里，他們都記得。照他的話去查閱，果然不錯這種能力雖然可以令人服，但得不償失。這是做卡片的一個主要原因 你問平日是不是會翻一翻，是會的。有時隨機到一則資料，看到一條息，也會去搜索卡片。個工作成為習慣了，它較機械，但有許多好處比如有去偽存真的作用幫助我們多做點思考。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1955年1月30日，我讀報看到了一個消，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國營工業(yè)和合作社工業(yè)總產(chǎn)量，1954年比1953年增加了93%。這個數(shù)字，我一看就疑它太高，因為據(jù)我所知蘇聯(lián)以及歐洲人民民主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史中，都有出現(xiàn)過這樣高的工業(yè)展速度。 這個疑慮，當我在晚上把材料分類時就很快地解決了。我在關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資中，看到下列幾張卡片一張是1953年3月27日所記下來的資料，說明蒙古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yè)生產(chǎn)總量平均每年加9.8%。既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平均速度每是9.8%，那么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二年，不能飛躍到93%。另外一張是1954年11月24日記下來的資料，說明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二個年計劃完成時，工業(yè)生水平預計比1952年提高46%。既然整個五年計劃期內，生產(chǎn)狡量只加46%，那么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就不可能增93%。我把這三張資料比較一下，便下一個判：93%，可能為9.3%之誤。我把這個意見，提到有關部門。隔了幾，他們回信說，93%這一數(shù)字確系9.3%之誤。這一次的去偽存真的作，可以說是在幾分鐘內完成的，而且是機械完成的。 與人辯論：讓觀點歸觀點 問：《發(fā)展都市以救濟農(nóng)村》（1934年9月9日《大公報》“星期論文”）刊登，有許多反饋，尤其是對的似乎不少。不知這否在你意料之中。 吳景超：在我寫那篇短文的候，早就料到那篇文章引起一部分從事農(nóng)運的的誤會，所以我在篇首先聲明，我所要說的，是救濟農(nóng)村的一條途徑在這條途徑之外，還有的工作可做而且應該做，如從政治、教育、自等方面著手，去救濟農(nóng)。 想不到雖然這樣小心的聲明，而有一部分人舊誤解，以為我要提倡種新的觀點，來抹殺其觀點，其實我決沒有這意思。 問：這就引向了一個問題，什么反駁或評是有意義的。一篇文、一本書，假如探討了和乙兩個社會事實的某邏輯關系，有意義的反應該是論證該邏輯有問、不成立，而不是從其方面來論說“考慮不全”“沒有考慮到何種因”等。而你探討的都市農(nóng)村，還涉及許多倫理德方面的問題，肯定更了。 吳景超：反對觀點，一定要提出證據(jù)來，明發(fā)展都市，于救濟于村無益處，或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才可推翻我主張。 發(fā)展都市的事業(yè)，我以為至少三點是要的。第一種事業(yè)，便是辦工業(yè)，第二種是發(fā)展通，再者是擴充金融機。對此三種，都有反對觀點，如認為“新興工雖可抵制舶來品的傾銷“挽救巨額的入超”，擔心把工業(yè)全設在都市“誰敢擔保便減少了中的無業(yè)者？恐怕適得其，都市無立足之地者更，農(nóng)村破產(chǎn)益烈呢”。見李炳寰《評吳景超之發(fā)展都市以救濟農(nóng)村〉，《眾志》第2卷1期）既說新興工業(yè)可抵制舶品的傾銷，也說可挽救額的入超，而其結果乃農(nóng)村破產(chǎn)加重，未免前矛盾。再如認為擴充金機關此種事業(yè)，有先生為銀行家是斷然不肯放于農(nóng)村，但又說有銀行借義賑會參加農(nóng)賑放款我并沒有說銀行家放款農(nóng)村是抱著慈善事業(yè)的標而來的，這種動機的論，不在本題范圍之內可以不談。我只愿意指這種行為的結果，不管的動機怎樣，對于農(nóng)民有益的，也便是可以救農(nóng)民的。我只要比較農(nóng)向銀行借款所負的利息與向地主、店戶、紳士高利貸者借款時所負的息，其輕重為何，便可然。 但是，我愿意謝謝反對的幾位先生。我們看法雖然不同，但是對國大眾生活的關心，大都是一樣的。我的看法是，救濟農(nóng)村的事業(yè)有同的方法。發(fā)展都市是種。關于此點，我相信今還沒有人能推翻，這主張還是可以成立的。 1962年，吳景超回鄉(xiāng)，與親人在安徽歙縣三鎮(zhèn)合影。 問：你還寫過一篇文章《家庭職務與女解放》（1934年4月1日《獨立評論》）談論女性工作問題。在文你有一個推測，當女性入社會生產(chǎn)，男性的時將減少，如此，兩種性的勞動時間都將少一半“不是每天只做四五點的工作就夠了么”。這結尾讓人有點吃驚。 吳景超：社會學視角講，論要建于材料證據(jù)之上有何種材料就有何種結。勞動時間減少此種結，我沒有依靠材料，算得是論證，只是一種猜。我并非認為一個男子女子自此只須每天工作五點鐘，而是原本八點的工，因為有了女子加后，于彼此都會縮短一。想來，此猜測被證明然是錯的，未考慮到分的復雜面，也不知未來會的加速。 當初以此作結尾，是為了說明對女經(jīng)濟獨立運動的同情和持，使得其他男子支持至少得贊同這項事業(yè)。同時也指出了存在困難所以要討論征服此種困的方法。所謂困難，便婦女的家庭職務。所謂服困難的方法，便是家職務的社會化。家庭職社會化之后，婦女便可樣地與男子同謀獨立的業(yè)，同為社會生產(chǎn)。 學界此后大概也會有更多究，如認為我們當年的論大概都沒有承認家庭務、家庭勞動它自身的濟價值。遺憾，我沒有到這些討論。 作者/羅東 校對/薛京寧